导读：2023年，西语媒体在传播主体自主性提升、平台多样化和内容本土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探索。推动全球传播格局由“盎撒中心主义”向“平台世界主义”的升维，提升其在国际舆论场的声量与影响力。‍

近年来，随着传播渠道的拓展和信息技术的演进，全球传播格局的“数智化”趋势进一步强化。以英语为主要传播语言的国际主流媒体着力推动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下，西语媒体也在利用传播范围广、地方特色和文化多样性突出等优势，努力提升在国际舆论场的声量与自主性。

作为世界第二大语言的西班牙语，是除了英语、法语之外使用国家最多的官方语言，西语的全球使用人口近5亿，影响力辐射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区，以及美国日趋增加的拉美裔人口。然而，由于西语区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加之历史上深受英美中心主义影响，因此西语媒体在全球传播格局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

尽管BBC、CNN等英美媒体也开设了西语频道，但其采编团队仍秉承“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中心主义（即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代表，以英语国家利益与立场作为首要考量因素的认知倾向，以下简称“盎撒中心主义”）的整体逻辑，且对西语地区的历史沿革与文化背景缺少深入了解，不能真正从西语国家自身视角出发组织报道。

因此，西语媒体利用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社交媒体平台新闻消费崛起的契机，克服经济掣肘和技术制约等不利影响，积极发挥熟稔本地文化、注重建设性新闻的优势，跳脱“盎撒中心主义”的新闻框架，强化叙事自主性，从而提升全球传播的话语多样性。

以西班牙和拉美地区为中心蓬勃发展的西语媒体，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迭代，发展新闻、娱乐、纪录片等多种形式，陆续入驻主流社交媒体平台，扩大传播广度；另一方面，伴随参与式新闻理念的兴起，扎根当地社区，从本土视角出发，以建设性的角色参与全球议题讨论，提升传播自主性与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西语媒体虽然在数字转型和公众参与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盎撒中心主义”属性和英语媒体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垄断地位。因此，西语媒体如何借助智能技术的演进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实现“弯道超车”，突破经济技术条件等固有限制，提升新闻报道的独立性与多样性，又如何利用灵活多样的新技术与新形式，批判并超越“盎撒中心主义”的报道理念与框架，成为当下全球传播领域值得关注的问题。

西班牙与拉美媒体发展历史溯源

随着印刷术等近代科技的普及，西语传媒业由西班牙传入拉丁美洲。在殖民时代，西语媒体促进了西班牙语在拉美的推广，而后在19世纪的独立运动中扮演了倡导独立自由、传播革命思想的角色，并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拉美传媒业格局，成为全球南方传播的重要力量。

（一）西班牙传媒业的兴起与发展

同众多欧洲国家一样，西班牙民间的传播萌芽历史悠久且形式多样，如手抄书、口头传唱歌谣等，特别是适应美洲殖民地管理需要而诞生的纪事类报道（Crónicas），其体例和内容已经与后来的新闻报道类似，而15世纪流行起来的讲述格拉纳达战事进程的歌谣则作为更加平实通俗的传播形式，在民间广为传唱。

1661年，西班牙第一份公报问世，也是第一份西班牙报纸，标志着西班牙新闻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这份公报几经更名，最后于1697年定名为《马德里公报》（Gazeta de Madrid），并成为至今仍在持续更新的《政府官方公报》（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BOE）的前身[1]。这一阶段，受经济能力和文化水平所限，报纸和新闻往往为政府官员、教会和贵族所特有，平民阶层的传播大多停留在口头层面。

到了18世纪，随着城市化、商业化和市民识字率的提高，商业化报纸出现，新兴资产阶级成为其主要受众，此时的报刊成为启蒙思想影响西班牙社会的重要渠道。以年鉴（almanaque）和预测（pronóstico）形式流传的大众出版物则受到市民群体广泛欢迎。这类出版物内容包罗万象，从当年月象数据的预测到职业指导、日常指南，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还有图片等作为装饰，富有趣味性，成为当时流行文化的风向标。

经过自由派与保守派反复交替的权力争夺，西班牙最终于1868年建立第一共和国，并于1869年颁布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相对开明的政治环境、技术的助推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催生了一批发行量大、运行模式成熟的现代报纸[2]，如1875年拉斐尔·加塞特（Rafael Gasset）创办的《公正报》（El Imparcial），1881年戈多（Godó）兄弟创办的《先锋报》（La Vanguardia），1917年乌戈尼提（Nicolás María de Urgoiti）创办的《太阳报》（El Sol）等，这些报纸延续发展至今，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仍然不减当年。

例如《先锋报》的母公司戈多集团，后来发展成为同时拥有《先锋报》、《体育世界》（Mundo Deportivo）和加泰罗尼亚广播电台（Catalunya Ràdio）的大型传媒公司。而1939年由苏涅尔（Ramón Serrano Súñer）成立的埃菲社（Agencia EFE），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西语通讯社，也是继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之后的第四大全球性通讯社。

20世纪中期佛朗哥军人政府执政期间，西班牙本土媒体受到严格管制，发展相对缓慢，与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脱节”的趋势[3]。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民主化转型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西班牙传媒业走上了兴盛之路，出现了《国家报》（El País）、《世界报》（El Mundo）、《20分钟》报（20 Minutos）、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RTVE）等一批在西语文化圈有影响力的传媒机构。

近年来，为了顺应数智时代的新潮流，适应用户新闻消费平台的转移和新闻消费习惯的变化，西班牙媒体积极开拓YouTube、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在报道形式上进行创新的同时，在内容层面则注重本土立场和“在地”视角，从而与强势发展的英语媒体相互区隔，突出西语媒体自身的主体性与历史文化背景的独特性。

（二）拉美传媒业的发展历程

在西班牙等国影响下，拉丁美洲于18世纪末创办了最早的报刊，如1827年在智利创办的《信使报》（El Mercurio），1908年在巴西创办的《评论报》（A Crítica）等。这一时期的报纸受众主要是拉美殖民地的精英阶层，以阐发政治观点和调查性报道为特色，在殖民斗争和国家独立进程的舆论引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无线电技术的推广，广播和电视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50年代先后登陆拉美，大大降低了接受门槛，提高了受众参与度，助推当地大众文化的发展。1955年成立于墨西哥的特拉维萨（Grupo Televisa）集团和1965年成立于巴西的环球（Grupo Globo）集团，已经成为拉美地区最大的传媒集团，深刻影响了当地电视业的发展和流行文化的演进[4]。

由于拉美各国的国情不同，各国媒体的所有制形式和运营模式也各有特点，部分国家的传媒业随着商业化水平的提高，走向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径，形成若干有影响力的大型传媒集团，并且向上下游和其他产业不断拓展，如墨西哥头部媒体阿兹特克电视台（TV Azteca），其母公司萨利纳斯集团（Grupo Salinas）业务涉及电信、能源、保险、贸易等诸多领域。阿根廷的号角集团（Grupo Clarín）旗下也涵盖电视、电影、报纸、广播、电信等诸多业务。这类传媒集团得益于其规模和技术水平，往往具备较高的制播专业度和更广的辐射范围，但也遭到了产业过于集中、掣肘政府管理、阻碍言论自由等负面评价。

在盈利性质的传媒集团之外，拉美各国也积极推动传播领域的独立自主化。2005年，由委内瑞拉、乌拉圭、古巴等拉美国家共同组建的南方电视台（TeleSUR）正式开播，信号覆盖整个美洲、欧洲和部分非洲地区，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报道新闻，通过卫星信号落地和流媒体、社交媒体平台等多个渠道，跳脱美西方传媒公司的既有商业模式，向全世界观众呈现“拉美立场”[5]。

随着数智时代技术的不断迭代，拉美地区的传媒业也走向多元发展之路，涌现出一批创新型独立媒体，如致力于数据新闻和新闻可视化的阿根廷媒体“数据王国”（La Nación Data）、哥伦比亚跨境调查新闻平台“连接”（Connectas）等。与传统“大而全”式的传媒业不同的是，这些独立媒体机构大多采取“小而精”的运作机制，聚焦某一特定主题或方向，强化自身特色，吸引关注个性化垂类内容、忠诚度更高的用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提出“依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一种剥削与依附的关系，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体系中处于外围，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剥削，这种不平等权力结构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屡屡受挫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埃及批判理论家阿明（Samir Amin）进一步阐释了“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居于中心地位的美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源和技术，阻碍了外围国家的进步。因此，外围国家有必要加强南南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全球南方共同体，与中心国家“脱钩”，谋求自身的独立与发展。

在以上两种理论框架中，一方面，拉美地区接近作为“核心”的美国，受到盎撒文化传统的长期浸染；另一方面，拉美地区又作为“被遗忘的大陆”，在国际格局中长期处于相对弱势的边缘地带。因此，拉美传媒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美西方国家抑制与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在积极转型破局，通过彰显本土特色，深化数字化探索，加强“全球南方”媒体合作等方式，寻求独立自主、适合地区独特状况的发展道路。

综合来看，政府与媒体围绕话语权、产业集中度和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博弈，“门罗主义”影响下与美西方国家的纠葛，数智时代技术的变迁与新传媒形式的探索，共同构成了当今拉美传媒业发展的显著特征。

2023年西语媒体的发展动向

2023年的西语媒体在百年变局和数智传播的背景下体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和趋势。本文从传播的主体、渠道、内容等环节入手进行提炼，并结合典型案例加以解读和分析。

（一）传播主体：传媒机构的话语权博弈

与世界各国一样，西语传媒机构围绕阶级、性别、种族等议题和“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话语权博弈十分激烈，引发全球舆论关注的“胜利之吻门”便是最为典型的案例。2023年8月，西班牙女足夺得世界杯冠军后，该国足协主席鲁维亚莱斯在庆祝活动中公开亲吻球员埃尔莫索，引发广泛争议。为平息负面舆论，鲁维亚莱斯发布视频道歉。西班牙足协也发表声明称，亲吻行为是出于夺冠带来的喜悦和双方自愿。但这番“胜利之吻”的危机公关遭到了新闻界的质疑。该国体育媒体《发现》（Revelo）持续调查追踪各方反应，强调埃尔莫索既没有事先知情同意，也没有发表过相关声明[6]。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鲁维亚莱斯被国际足联停职，随后辞职。

牛津路透新闻研究院邀请《发现》团队成员就此事召开研讨会，发现此次报道并非偶然，而是得益于编辑团队长期关注女子体育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敏锐度。作为2022年新成立的媒体机构，《发现》在报道体育新闻时，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报道态度，没有屈服于各方施压而裹足不前。机构内部年轻化、多样化的人员构成推动形成了更加开放包容的报道角度。与成员绝大多数为男性的传统体育新闻团队不同的是，《发现》的采编部门约三分之一为女性，大部分成员年龄在40岁以下，因此对体育领域的性别议题关注更多，更能响应Z世代受众的需求[7]。

对“觉醒文化”的关注也出现在拉美的新闻机构。哥伦比亚独立媒体《空椅子》（La Silla Vacía）在2023年11月底走访了南部矿区6个城市，记录当地女性抗议者的声音。报道中反复强调，无论是继续开采还是能源转型，女性都被排除在利益分配体系之外，性别差距在政策的调整中被不断拉大[8]。墨西哥独立媒体《政治动物》（Animal Político）开设了“墨西哥不平等”专栏，揭露并跟进报道气候变化、收入差距等现实议题。10月25日奥蒂斯（Otis）飓风登陆后，阿卡普尔科（Acapulco）地区大量居民流离失所，基础设施损毁，而洛佩斯政府则提供了虚假的援助配送数据，受灾民众的重建需求也难以及时得到回应[9]。

总的来看，西语媒体在热点话题上发出的批判性声音，一方面，反映了当地公众的真实诉求，力图与国际社会同频共振；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本土传媒机构内部的话语权博弈，特别是对于争议性话题的报道角度与主题选择。与一些老牌英语媒体相比，西语媒体的采编团队更加年轻化、多元化。他们采用了更加严谨、真实、客观的报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民粹主义在舆论环境中的发展起到了“降温”作用，有逻辑指引和数据支撑的专业报道，有助于防止公众和舆论被社交媒体平台的碎片化、情绪化内容“带节奏”而陷入“后真相”的漩涡。

（二）传播渠道：新兴平台的应用与拓展

从传播渠道的维度观察，在受众的“新闻回避”趋势加剧，传统媒体广告和订阅收入下降的背景下，2023年西语媒体积极拓展播客、短视频、新闻信、社交媒体平台直播等新兴传播渠道，推动媒体人从传统电视时代“明星主持人”到社交媒体时代“网红主播”的角色转变，从而以更加直观、便捷的方式触达受众，把感兴趣的受众转化为长期互动的订阅用户。

阿根廷主流电视新闻频道《全新闻》（Todo Noticias）的财经记者泰瑞尔（Sofía Terrile）就充分利用了Instagram于2023年6月推出的广播频道功能，通过群发的方式实现与订阅用户的大规模实时互动，分享工作状态、传播可靠经济信息并揭露事实真相。在访谈中，泰瑞尔提到，记者的任务在于把复杂艰深的学术理论转换为通俗易懂、有吸引力的真实内容，帮助受众整合和理解。社交媒体平台“短平快”的内容特性，恰好适应了记者与订阅用户高频互动的需要，在提升记者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优化了用户的互动体验[10]。

除了社交媒体平台的新功能，播客（Podcast）的兴起也成为数智时代新闻业“音视频转向”的显著趋势。播客与新闻业的结合，催生了“报播”（papercast）这一媒体融合的创新形式[11]。具体到西语媒体的新闻实践中，诞生了一批如《线索》（El Hilo）和《移动电台》（Radio Ambulante）等由记者和新闻机构策划筹备、内容丰富、制作精良的“报播”账号。《线索》由西班牙主流媒体《国家报》推出，由两名“网红”记者轮流主持，关注西班牙时政和社会新闻，也聚焦性别平等、移民、环保等热点议题。《移动电台》则由秘鲁记者阿拉孔首创，以长篇音频报道的形式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讲述拉美各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展现拉美社会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播客“沉浸式音频叙事”的特征，不仅能通过真实人声和日常化、口语化的表达，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提升亲近感与互动性，还可以通过现场声音复现等技术手段，强化受众的空间感与沉浸感，形成超越时空的情感共振[12]。

（三）传播内容：“去依附”的建设性新闻

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拉美地区长期以来由于地缘政治因素，深受美西方国家的影响。一方面，在报道信源、新闻框架、组织结构等方面，拉美媒体与其紧密联系，形塑了当前传播格局；另一方面，这种联系也加深了美西方对当地媒体话语的控制。近年来，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拉美传媒业“去依附”的意识日益增强，积极发展本地新闻和建设性新闻，力求摆脱其话语框架，实现独立发声，争取更大的舆论自主权。

以墨西哥为例，由于长期以来深受美西方“冲突性新闻”理念的影响，当地媒体的报道集中于犯罪、公共安全和政治等特定话题，而社会文化、民生等多样性主题的曝光率不高。美西方媒体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塑造为“世界犯罪之都”，而本地媒体的报道也是同声附和。为了破除这一带有偏见性的“刻板印象”，展现这座世界第二、美洲第一大城市的多样性，当地媒体奇兰戈电台（Radio Chilango）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媒体定位为“墨西哥城市向导”，每周推出四档固定节目，在不同时段向听众播报墨城本地和国内外重要新闻，预告即将举行的文化艺术活动，以及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等“大城市病”的解决方案。节目的主持人、采访专家、制作团队大多来自当地，熟悉市民兴趣及流行话题，能够准确把握本地舆论风向，并面向市民进行平实风趣的讨论和解读[13]。

又如，在俄乌冲突中，拉美地区普遍秉承相对中立的态度，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公开拒绝了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呼吁。2022年的伊比利亚-美洲峰会也未就反俄立场达成统一意见。这一态度的形成不仅有政治、经济的考量，也与舆论风向密切相关。

俄乌冲突爆发两年来，拉美地区媒体在关注事件进展的同时，也持续从分析、解决问题的建设性视角，讨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反思冲突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阿根廷《号角报》（El Clarín）发文称，拜登夸大乌克兰失败的可能后果，目的在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同时，该媒体还关注到俄乌冲突带来的“权力真空”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如亚美尼亚危机、印度和巴基斯坦争端加剧等[14]。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也在节目中强调，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带动了自身相关行业的发展，却给拉美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美国插手冲突的真实目的在于削弱俄罗斯，而非真正解决争端[15]。益普索（Ipsos）进行的民调显示，约73%的受访者认为，鉴于当前的经济危机，拉美国家无力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其中阿根廷和墨西哥民众态度更为鲜明地反对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支持，大多数人认为乌克兰问题与其无关[16]。

由于与拉美国家联系紧密，又处于“全球北方”中的相对滞后地位，西班牙新闻从业者在回应发展问题，寻求社会危机解决方案时，也在摆脱传统“盎撒中心主义”的报道框架、提升叙事自主性。例如，与英语媒体涉华报道“一面倒”的“灰黑滤镜”相比，西班牙媒体的有识之士表现出了更为客观公正的立场。资深记者、埃菲社中国记者站前负责人加西亚（Javier García）出版新书《中国：威胁还是希望》（China, Amenaza o Esperanza），揭露了西方媒体在报道中采取负面暗示和污名化等多种手段，形成并加深了受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从而达到利用舆论战攻击中国的目的。《金融世界报》（El Mundo Financiero）社长巴塞洛（José Luis Barceló）和《拉曼查周刊》（El Semanal de La Mancha）社长特赫拉（Rosalinda Tejera Lizano）也赞同加西亚披露“盎格鲁-撒克逊媒体”抹黑中国套路的做法，认为应跳脱西方媒体“反华”“仇华”陷阱，通过自主报道向公众描绘更加真实、全面的中国面貌。

未来展望

从历史沿革来看，西语媒体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强势的“盎撒中心主义”的影响。由于长期形成的发展差距，无论是伊比利亚还是拉美地区，都处于不平等的国际信息与文化传播关系网络中相对弱势的地位[17]。由于地缘政治和经贸关系等复杂因素，西语媒体受到美国的深刻影响。从其高度的垄断与商业化、政府与媒体的互动关系中，均映照着美国新闻传媒业发展的“镜像”。着眼当前实践，西语媒体正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契机，积极针对全球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发声，同时拓展本地化新闻的传播渠道与呈现形式，力图与“盎撒中心主义”的叙事与话语“脱钩”，推动实现国际新闻舆论场的自主性叙事与多样化表达。

（一）采编自主与代表性提升

由于审查限制和商业利益等原因，在拉美广大地区，开展调查性报道、批判社会问题的尝试一直充满了艰难险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2023年7月期间，有来自10个国家的69名记者在拉美地区遇害，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在乌克兰或叙利亚等交战国家的遇害记者人数[18]。

尽管如此，拉美地区的媒体记者仍在频繁遭受威胁、收入不稳定、缺少必要生活保障的情况下自主发声，持续报道土著居民权益保护、环境和移民问题等结构性问题。例如，墨西哥的独立媒体“第五元素实验室”（Quinto Elemento Lab）积极与媒体与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就毒品、移民、犯罪等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行追踪报道，关注边缘人群现实处境与利益诉求的同时，对权贵精英群体的不法行为进行监督和揭露。其近期推出的调查性报道《黑色华尔街资本：贩毒阴影下的金融公司》，在“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告项目”（OCCRP）和“拉丁美洲新闻调查中心”（CLIP）等民间机构的支持下，追踪报道了墨西哥银行家卷入洗钱和贩毒问题的丑闻，以及检察官办公室等行政机构在调查过程中存在的腐败和渎职行为，揭开了墨西哥贩毒网络与行政系统的隐秘勾连。“第五元素实验室”的采编团队通过梳理事件全过程的方式，以客观冷静的叙事笔法向读者揭露事实真相，引导公众反思社会结构性问题。

在秘鲁，类似的调查性新闻项目也在迅速展开，并将关注焦点放在环境保护和当地居民权益上。“公共视线”（Ojo Público）在其系列调查报道中揭示，近年来，气候变化带来的持续干旱严重冲击了高原地区居民的正常生活，由于缺乏供水和排水系统，当地居民需要依靠储水罐满足生活所需，基础设施的不足导致了商业萎缩和年轻人流失，而农作物的减产和牲畜用水难以保障，则进一步威胁当地居民的收入来源。这类调查性报道超越了英语媒体着眼宏观议题与专家解读的单一视角，将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议题与当地居民受到的实际影响相结合，突出应对环境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同时为缺乏表达渠道与社会资源的普通居民发声，提升了新闻的公信力和公正性。

（二）平台开拓与用户迁移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日常化与传播形式的“TikTok化”，用户的新闻消费习惯也出现了较大改变。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用户至少有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而非官方网站来获取新闻，30%的用户则把播客作为获取新闻资讯的方式[19]。在发展中国家占多数的西语地区，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存在短板，因此用户对手机的依赖程度更高，这催生了播客、社交媒体平台订阅频道等主要基于移动设备的线上传播形式发展，原有的独立媒体在深耕垂直领域的同时，往往也在拓展传播平台，丰富传播形式上走在前列，通过矩阵化运营提升内容产制效率，扩大媒体的影响力。

例如，“第五元素实验室”在持续开展调查报道的同时，还推出了每周定期更新的播客栏目“可能的新闻”（Periodismo de lo Posible），吸引来自墨西哥各社区的居民讲述当地故事，从建设性的角度审视不同地区为保护自然资源、优化社会分工而做出的种种探索与尝试。除了“普埃布拉：河流的承诺”“特拉斯卡拉：森林守护者的觉醒”等环保议题外，机构还关心该地区的女性解放运动，探讨妇女参与社区管理、帮助当地经济发展的优势与现实可行性。系列播客的制作，一方面，深入基层，加入当地居民的真实声音，展示各地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当地政府和居民应对困难的韧性、决心与希望；另一方面，通过与“多样性网络”（Networks of Diversity）、“水之眼传媒”（Ojo de Agua Communicación）等民间调查机构合作，拓展了报道范围与传播平台，播客的形式也降低了制作与发布的成本和门槛，适应了受众的伴随式收听需要，通过开拓新平台加大覆盖率，增强用户黏性。

随着Z世代用户的存在感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如何通过形式和内容创新吸引更多年轻用户，也成为西语媒体转型升级的方向。西班牙媒体“今日世界”（El Mundo Today）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以幽默讽刺的风格吸引了众多Z世代用户，除了对时事新闻的敏锐关注与风趣解读以外，“今日世界”还经常在社交媒体平台转发段子和梗图等，以轻松搞笑的方式吸引在社交媒体平台浏览娱乐信息的年轻用户。

类似的案例还有哥伦比亚《观察家报》（El Espectador）下属频道“普雅”（La Pulla）。为了与有着130多年历史、风格严肃稳健的母公司形成区分，“普雅”频道保持独立运营、自负盈亏，在YouTube、Instagram、Shorts等年轻人为主的平台频繁更新，以简洁直观的短视频和活泼大胆的评述风格著称，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就业机会等现实问题，吸引了数百万粉丝。由此可见，除了形式上的丰富以外，内容和呈现方式的年轻化对于吸引Z世代用户，拓展受众范围也至关重要。传统媒体通过组建自主运营、熟悉社交媒体平台传播规律的年轻化内容团队，推出独立产品，能有效形成差异化路线，在保持自身“调性”的同时，以矩阵策略吸引更大范围的受众。

结语

人工智能的兴起和数字基建的推进，加速了传播格局由“盎撒中心主义”向“平台世界主义”的转变与升维。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媒体利用“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及时调整发力点，在自主叙事、建设性报道和本地化传播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但应该看到的是，当前以“盎撒中心主义”主导的全球传播格局仍未发生根本转变，非英语媒体在话语权上仍处于被动地位，作为世界第二大语言的西语也不例外。在未来转“他塑”为“自塑”，实现本地事务和全球议题自主发声的努力中，西语媒体需要进一步强化内容的贴近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着眼用户的兴趣与利益，吸引Z世代用户，同时有必要加强与全球南方媒体间的国际合作，以素材共享、合拍共播等协作机制为纽带，形成合力，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包容、普惠的全球传播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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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Liedke J, Wang L. News Platform Fact Sheet[EB/OL].(2023-11-15)[2024-01-06]. https://www.pewresearch.org/journalism/fact-sheet/news-platform-fact-sheet/.

（史安斌：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刊学术顾问；张丹瑜：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4年第3期】